1樓：匿名使用者
《詩經》作者多不可考。其中民歌為勞動人民口頭創作，由 「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以其音律、以聞天子」。
《詩經》有的是文人「獻詩」而得。
《詩經》的編訂者是太師。孔子「刪詩」說是不可靠的。
2樓：黎約天罰
《詩經》的收集與整理 ——「采詩」、「獻詩」、「刪詩」 關於《詩經》的編訂問題，歷來的研究者都不可避免地遇到這樣一個問題：如此眾多的詩人，如此漫長的年代，如此廣袤的地域，是怎樣將這些詩歌彙集在一塊呢？又是誰把它們編訂在一起而流傳後世呢？
於是，在《詩經》研究史上，就出現了「采詩」說、「獻詩」說及「刪詩」說，試圖就以上問題作出確實的回答。 「 采詩」說 漢朝的書籍裡就有很多記載。《漢書·食貨志》記載：
「孟春三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意思是說：春天來了，人們走出群居點到田間去耕作的時候，便有叫做「行人」的采詩官，敲著木梆子在路上巡遊，採集他們在耕作中唱的歌謠。
然後把採到的詩歌獻給管**的太師，太師配好音律，演唱給天子聽。《春秋公羊傳》的注者何休又提出了一種新說法：《公羊傳》宣公十五年：
「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句注：「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
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公羊註疏》卷十六）即男子滿年六十歲，女子滿年五十歲，沒有子女照管的，官府就給他們衣食，叫他們到民間采詩。所得的詩由鄉、縣、邑、國一級級轉上去，最後演奏給天子聽。
班固和何休都肯定有采詩的事，只是說采詩人不同。他們對采詩的事說得那麼具體，可能根據傳說或古代傳下的資料。不過後來的人在先秦的書籍裡卻找不到采詩者的活動記錄，所以對他們的說法都表示懷疑。
我們認為，采詩的事是應該有的。當時的民歌都是口頭文學，貴族文人的作品也沒有地方可供發表，如果沒有人採集，是不會集中起來的。又據古代史家的研究，采詩本是氏族社會的遺風，當國家制度形成以前，氏族或氏族聯盟的領袖需要從民歌中聽取本氏族中各家族對公共事務的意見，民歌的採集乃是民主的一種補充手段。
周王朝的統治者當是繼承了這一制度，而設有采詩官或採詩的人，「采詩以觀民風」。採來的詩歌都要通過樂師的演唱，才傳於天子之耳，這樣，詩歌都集中到樂官的手中了。 「 獻詩」說 周代公卿列士獻詩、陳詩，以頌美或諷諫。
《國語·召公諫弭謗》：「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又《晉語六·厲公》說：
「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襖於謠……。」都說到天子聽政，叫朝中大小**獻詩諷諫。在《左傳.
昭公十二年》裡還記了一段獻詩的故事：從前周穆王想周遊天下，要讓天下所有的地方都有他的車轍馬跡。於是祭公謀父就作了一首《祈招》之詩，勸阻了穆王，穆王接受了他的意見，才沒有因出遊而招禍，最後平安地死在宮裡。
我們從詩三百篇的實際情況看，「獻詩」的事是確實存在的。此外，各國諸侯也要向周天子獻本國歌謠。《禮記·王制》篇說：
「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見《禮記註疏》卷十一）這種「陳詩」實際上也是獻詩的一種形式。公卿列士所獻之詩，既有自己的創作，也有采集來的作品。
「 刪詩」說 採來的詩和獻上的詩是很多的，是誰由眾多的作品中選出三百篇編訂成書呢？這個問題，最早提出的是漢代的司馬遷，他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
……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東漢王充《論衡·正說》：「《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其重複，正而存三百五篇」。
這是說孔子在三千多篇古詩中，以禮義為標準選出了三百零五篇，其他那些重複的、不合禮義的都刪去了。這就是影響後世的著名的孔子「刪詩」說。雖然有不少學者尊崇相信這個說法，但也有不少學者對此表示懷疑，其中較著名的人有朱熹、葉適、朱彝尊、崔述、方玉潤、魏源等人。
他們提出了很多反對「刪詩」說的理由，其中比較有說服力的有下列幾點： 第一，孔子自己及其門人**都沒有說過「刪詩」的事。一則先秦文獻所引用的詩句，大體都在現存《詩經》的範圍內，這以外的所謂「逸詩」，數量極少。
如果孔子以前還有三千多首詩，照理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再則在《論語》中，他自己只講過正樂，而且孔子已經反覆提到「《詩》三百」（《為政》、《子路）等篇），證明孔子所見到的《詩》，已經是三百餘篇的本子，同現在見到的樣子差不多。 第二，《左傳. 襄公二十九年》記吳公子季札到魯國觀周樂時，魯國樂工演唱的十五《國風》及《雅》、《頌》各部分，與今本《詩經》完全一樣，而這時孔子還不滿十歲（約8歲），根本不可能刪《詩》。
可見，在孔子以前《詩》三百篇就已經定型了。 第三，根據《論語》等書記載，孔子是嚴守「禮義」這個原則的，而且多次對鄭、衛之音表示反感，要廢黜這兩種樂歌。孔子曾罵過「鄭聲淫」，「惡鄭聲之亂雅樂也」，主張「放鄭聲」，但《詩經》三百中仍然儲存著鄭、衛之風。
如果孔子刪詩，肯定會刪去的。可見，說《詩經》由他刪選而成，則是不可信的。要之，《詩經》的編定，應當在孔子出生以前，約公元前六世紀左右。
只是孔子確實也對《詩經》下過很大功夫。《論語》記孔子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前面引《史記》的文字，也說了同樣的意思。這表明，在孔子的時代，《詩經》的**已發生散失錯亂的現象，孔子對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於古樂的原狀。他還用《詩經》教育學生，經常同他們討論關於《詩經》的問題，並加以演奏歌舞（見《論語》和《墨子·非儒》）。
孔子還提出「詩毋離志」、「樂毋離情」、「文毋離言」的三條準則。這些，對《詩經》的流傳、學習、研究都起了重要作用。孔子刪詩雖不足信，但孔子「正樂」卻是真的。
「正樂」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周王朝的禮樂制度，有守舊的一面，但對儲存這個詩集的功勞應該給予肯定。 第四，在當時要掌握全國各地那麼多詩歌，只有周太師才有條件做到。周太師一方面用詩來教貴族子弟學習；一方面又選一定數量的詩歌公佈到諸侯那裡去，供諸侯及士大夫學習，準備在外交場合用來「賦詩言志」。
而孔子在當時正不得志，「若喪家之犬」，他能掌握那麼多詩歌嗎？就算能掌握，而且刪了詩，能使各國士大夫都信從他嗎？ 以上四點是比較有力的理由，所以信之者甚眾。
現代不信「刪詩」說者已佔多數。 但《詩經》畢竟是經過一番整理編輯工作，才會有今天這個面貌的。各個時代從各個地區蒐集來的樂歌，一般認為是儲存在周王室的樂官——太師那裡的。
他們顯然對那些面貌互異的作品進行過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最後經國王審定，釋出全國。所以現存的《詩經》，語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體，韻部系統和用韻規律大體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現在異時異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各時代、各地區的歌謠，倘非經過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現上述情況。
可以認為，由官方製作樂歌，並蒐集和整理民間樂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業之一，在《詩經》時代是不斷進行著的。 但整理編輯人是誰呢？根據現有的資料，目前學者們都推測是樂師編的，我們覺得這個可能性是比較大的。
因為，當時的各諸侯國以及朝廷的太師和樂工是詩的儲存者，他們有條件去編選。同時，他們又是詩歌的配樂者和演唱者。從各地採來或獻來的詩歌往往形式、字句、聲韻不一樣，這也得樂師們加工整理一番，不懂樂律的人是很難做到的。
在孔子以前還沒有私人辦學，是所謂 「學在官府」的時代。教師往往就是由樂師來擔任。他們為教學的需要編個選本也是理所當然的。
貴族子弟學會三百篇左右的詩歌，在當官以後大概也就夠用了。同時，由於宴會「賦詩」是**們點曲子叫樂工演唱的，所以樂工也需要一個比較固定的底本，唱得爛熟，才能做到隨點隨唱。因此，可以說，《詩》三百既是樂官們編的教材，又是自用的一個節目單和樂歌底本。
3樓：夢殤天堂
究竟由誰將這些詩歌編纂成書的呢?迄今仍存在種種不同的說法。 一說孔子刪詩。
把《詩經》的編纂之功歸之於孔子一人。這種說法起源於漢代。《史記·孔子世家》載：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於；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頌之音。」《漢書·藝文志》說：「孔子純取周詩。
上採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都認為是由孔子選定《詩經》篇目的。但是，持異議者提出一些反駁的理由：
一，《史記》言孔子刪詩，在自衛國返回魯國之後，時年近七十。在此之前，孔子均稱《詩三百》，可見在孔子中青年時期，《詩經》已為三百篇。二，《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吳國公子季札在魯國觀賞周樂，樂工們先奏十五國風，再奏小雅、大雅，最後奏頌，次序和內容基本上與今本《詩經》相同，其時孔子虛齡只有八歲，可見當時《詩經》已定型。
三，周代各諸侯國之間邦交往來，常常賦《詩》言志。如《左傳·定公四年》載，吳攻楚，楚敗幾亡，楚將申包胥到秦國朝廷請求援兵，痛哭七日七夜，秦哀公深為感動，賦《詩經·無衣》，表示決心相救，恢復楚國。如果當時《詩經》沒有統一的篇目，賦《詩》言志就無法進行。
那麼，究竟由誰來編纂《詩經》的呢? 一說王者采詩。《詩經》中詩歌的創作時間，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秦穆公時，綿延五個世紀。
創作的地點，幾乎包括了整個黃河流域，加上長江、漢水一帶，縱橫上千裡。怎樣把眾多的詩歌集中起來呢?早在漢代就出現了「王者采詩」的說法。
《漢書·食貨志》曰：「孟春之月(陰曆正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劉歆《與揚雄書》說：
「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迪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都說由天子指派官吏坐車去全國各地採集詩歌，以便「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公羊解詁》)。 一說周朝太師編定。
今人朱自清認為，《詩經》的編審權很可能在周王朝的太師之手。他在《經典常談》中指出，春秋時各國都養了一班樂工，像後世闊人家的戲班子，老闆叫太師。各國使臣來往，宴會時都得奏樂唱歌。
太師們不但要蒐集本國樂歌，還要蒐集別國樂歌。除了這種蒐集來的歌謠外，太師們所儲存的還有貴族們為了特種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獵等等作的詩，這些可以說是典禮的詩。又有諷詩、頌美等等的獻詩，獻詩是臣下作了獻給君上，準備讓樂工唱給君上聽的，可以說是政治詩。
太師們儲存下這些唱本，附帶樂譜、唱詞共有三百多篇，當時通稱作《詩三百》。各國的樂工和太師們是蒐集-整理《詩經》的功臣，但是要取得編纂整體的統一，就非周王朝的太師莫屬。《國語·魯語下》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的記載，正考父是宋國的大夫，獻《商頌》於周王朝的太師。
今本《詩經》的《商頌》只有五篇，很可能是太師在十二篇基礎上刪定的。由此看來，《詩經》應當是周王朝的太師編定的。 [編輯本段] 《詩經》的整理 各個時代從各個地區蒐集來的樂歌，一般認為是儲存在周王室的樂官——太師那裡的。
他們顯然對那些面貌互異的作品進行過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現存的《詩經》，語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體，韻部系統和用韻規律大體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現在異時異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各時代、各地區的歌謠，倘非經過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現上述情況。
可以認為，由官方製作樂歌，並蒐集和整理民間樂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業之一，在《詩經》時代是不斷進行著的。 漢人傳詩的加之毛詩本有四家，稱為四家詩。後三家即魯詩（申培公所傳）、齊詩（轅固生所傳）、韓詩（韓嬰所傳）。
此三家又被稱為三家詩，皆採用今文，在東漢被立於學館，研究此一學的被稱為今文經學。但是毛詩後起，逐漸取代三家地位，三家詩逐漸失傳。因《毛詩》採用古文，研究此學的被稱為古文經學。
至唐代，《毛傳》和《鄭箋》成為官方承認的《詩經》註釋依據，受到後世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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