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文學形式、文章風格，總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並且總是「染乎世情」，「系乎時序」，「崇替在選」，適應時代需要的。辭賦的發展和演變也是這樣：楚辭演變為漢賦，某些辭賦又演變成駢文……。
辭賦作品的成功與否，取決於辭賦家的才華、氣質和學識。《才略》篇則是劉勰敘述文學家才華史的篇章。茲就其中有關辭賦作家的部分介紹給讀者。
漢初曾經勸說劉邦崇尚文化，提出「能在馬上得天下，豈能在馬上治天下」口號的陸賈，「首發奇採，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文帝時「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枚乘、鄒陽，「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司馬相如自小喜愛讀書，「師範屈宋，洞人誇豔，致名辭宗；然核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為『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意即司馬相如注重文辭的誇飾，而影響了他的賦作的思想性；王褒善於辭賦的結構，「以密巧為致，附聲測貌，泠然可觀」；揚雄注重辭賦的思想性，「辭氣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劉勰比較欣賞揚雄那種文辭與思想性俱佳的才略；劉勰在《才略》中敘述了自屈原、宋玉、荀子以下至東晉末約80位辭賦作家的才華和特點。可以說《才略》篇是一部簡明的辭賦作家史。
雖然劉勰沒有明確論述辭賦史發展的不同階段，但他有幾處論斷，足以為我們引為辭賦史階段劃分的依據。比如：《時序》篇曰：
「爰自漢室，迄至成哀，唯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辭賦史的階段劃分可以有多種標準，改朝換代、最高統治者的愛好與否、作品的內容和思想性、作品的形式等等，都可以作為依據，而劉勰以辭賦形式為標準。《時序》篇還說：
「然中興之後，群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制，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鬆之徒，招集啷陋，故楊賜號為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我們知道，西漢、東漢的辭賦顯然屬於兩個不同的階段，劉勰在這裡不是簡單地以改朝換代為劃分依據，而是以辭賦的內容、思想性、風格作為依據的；而且指出東漢從光武帝至靈帝為一個階段，獻帝的建安時代為另一個發展階段。
事實上劉勰也曾指出，西漢的辭賦也可以劃分兩個階段，《才略》篇雲：「然自卿淵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如果說《時序》篇的兩處論述並非直接關係到辭賦的階段劃分的話，那麼這一段論述則是非常直接地專論辭賦史階段劃分的。
西漢辭賦從漢初到王褒為一個發展階段，揚雄、劉向所處的時代則為另一個階段。整個兩漢時代的辭賦，劉勰以為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
《詮賦》篇是辭賦發展的專門史；《時序》篇是文學的時代史（以時代為序列，但不是編年史，因為不以年代為序列），其中包含了辭賦的時代史；而《才略》篇則為辭賦作家的歷史。從不同的角度總結辭賦發展的歷史，是劉勰對辭賦學研究的一大貢獻。
請問有誰可以告訴我劉勰的文學發展觀？
2樓：匿名使用者
劉勰的文學發展觀
文學形式、文章風格，總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並且總是「染乎世情」，「系乎時序」，「崇替在選」，適應時代需要的。辭賦的發展和演變也是這樣：楚辭演變為漢賦，某些辭賦又演變成駢文……。
辭賦作品的成功與否，取決於辭賦家的才華、氣質和學識。《才略》篇則是劉勰敘述文學家才華史的篇章。茲就其中有關辭賦作家的部分介紹給讀者。
漢初曾經勸說劉邦崇尚文化，提出「能在馬上得天下，豈能在馬上治天下」口號的陸賈，「首發奇採，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文帝時「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枚乘、鄒陽，「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司馬相如自小喜愛讀書，「師範屈宋，洞人誇豔，致名辭宗；然核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為『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意即司馬相如注重文辭的誇飾，而影響了他的賦作的思想性；王褒善於辭賦的結構，「以密巧為致，附聲測貌，泠然可觀」；揚雄注重辭賦的思想性，「辭氣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劉勰比較欣賞揚雄那種文辭與思想性俱佳的才略；劉勰在《才略》中敘述了自屈原、宋玉、荀子以下至東晉末約80位辭賦作家的才華和特點。可以說《才略》篇是一部簡明的辭賦作家史。
雖然劉勰沒有明確論述辭賦史發展的不同階段，但他有幾處論斷，足以為我們引為辭賦史階段劃分的依據。比如：《時序》篇曰：
「爰自漢室，迄至成哀，唯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辭賦史的階段劃分可以有多種標準，改朝換代、最高統治者的愛好與否、作品的內容和思想性、作品的形式等等，都可以作為依據，而劉勰以辭賦形式為標準。《時序》篇還說：
「然中興之後，群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制，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鬆之徒，招集啷陋，故楊賜號為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我們知道，西漢、東漢的辭賦顯然屬於兩個不同的階段，劉勰在這裡不是簡單地以改朝換代為劃分依據，而是以辭賦的內容、思想性、風格作為依據的；而且指出東漢從光武帝至靈帝為一個階段，獻帝的建安時代為另一個發展階段。
事實上劉勰也曾指出，西漢的辭賦也可以劃分兩個階段，《才略》篇雲：「然自卿淵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如果說《時序》篇的兩處論述並非直接關係到辭賦的階段劃分的話，那麼這一段論述則是非常直接地專論辭賦史階段劃分的。
西漢辭賦從漢初到王褒為一個發展階段，揚雄、劉向所處的時代則為另一個階段。整個兩漢時代的辭賦，劉勰以為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
《詮賦》篇是辭賦發展的專門史；《時序》篇是文學的時代史（以時代為序列，但不是編年史，因為不以年代為序列），其中包含了辭賦的時代史；而《才略》篇則為辭賦作家的歷史。從不同的角度總結辭賦發展的歷史，是劉勰對辭賦學研究的一大貢獻。
3樓：匿名使用者
「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沿時，崇替在選」。兩段話很清楚地反映了劉勰的文學發展觀：文學形式、文章風格，總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並且總是「染乎世情」，「系乎時序」，「崇替在選」，適應時代需要的。
辭賦的發展和演變也是這樣：楚辭演變為漢賦，某些辭賦又演變成駢文……。劉勰的文學發展觀並不完全是「復古」的，不是一味「迴歸」到古代的「素樸之美」的「黃唐時代」，因為這不符合劉勰對「情采」和「文質」要相互統一的觀點；同時，劉勰的文學史觀也不是「迴圈」論，因為這也不符合劉勰自己的觀點。
有關文學發展變化的論述，在《文心雕龍》裡佔有相當大的篇幅，而在對文學變化進行歷史闡釋時，劉勰集中對各種形態的文學體裁的歷史作了專門的研究。因為作為一種相對穩定的表述型別，從某種程度上說，體裁「是從社會歷史到語言歷史的傳送帶」，它「能比較直接地、敏銳地、靈活地反映出社會生活中所發生的一切變化」〔2〕（147）。「原始以表末」①是劉勰論述文學的第一個方法。
在具體論及所有文體時，他總是直接或間接地指出其最初的本原。《宗經》篇曰：「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記、傳、盟、檄，則《春秋》為根：
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這裡的《易》、《書》、《詩》、《禮》、《春秋》，實質上分別是論理之文、論事之文、韻文、行禮所用的韻文、紀事之文和論事之文的源頭〔3〕（19）。因此，劉勰實際上是把天下一切文章都歸源於經書。
這種窮究本原的思想也滲透在劉勰對其他文學理論思想的闡述中，例如《體性》篇裡，就有「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討葉，思**圓」之說。由於以「原始以表末」的批評方法進行批評，劉勰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方面的內容是描述文學的流變。
譬如他在《銘箴》篇裡，從箴的內容是勸告、規戒出發，指出它興起於夏、商、週三代，春秋時期雖然已顯出衰落的跡象，但是仍然為人們所沿用。戰國以來，人們拋棄道德，力求有功，箴文隨之枯萎絕跡了，代之而起的是銘文。漢末以後文人箴、銘創作興盛。
這種以時間發展為序，詳盡描述文體演變的過程，通過具體歷史事件對文體的興衰加以說明的方法，貫穿在劉勰對所有文體的闡述中，這使他的文學理論帶有濃厚的分體文學史性質。
在以歷史的眼光審視文學的同時，劉勰還進一步運用歷史比較方法，從古至今，在對各種文學作品的歷史演變進行梳理的同時，指出它們的特徵和差異，從而揭示了文學演變的普遍規律——獨立性與互滲性。譬如他在《頌讚》篇裡，從兩個方面進行歷史比較，闡述了「頌」這種文體的特點：1.
他比較了頌與風、雅的異同，指出雖然風、雅、頌都有教化的功能，但是三者之中，頌是最好的，而且頌的這一特點，自《商頌》以來已具備。最初，凡是有韻、誦讀上口的就叫頌，隨著歷代不同作家的創作，後來專指歌頌，也即能夠誦讀和頌美之類的文章。2.
劉勰從縱向歷史比較了不同時期頌的演變，進一步闡釋了頌的特點。他肯定漢代以前的頌，認為《詩經》裡的頌都是宗廟裡的雅正樂歌，而《詩經》以外的頌，則是頌這種文體的發展。接著，劉勰又舉例指出頌這種文體的範圍是相當廣泛的，但凡體制規範典雅、內容包含著能夠誦讀和歌頌讚美之意的文章都屬於頌，諸如屈原的《桔頌》、揚雄的《趙充國頌》等等。
但對漢代以後的頌，劉勰頗有意見。他認為班固的《北征頌》、傅毅的《西征頌》和馬融的《廣成頌》、《上林頌》都不能稱之為頌。前者鋪敘事實太多，讚美過頭，破壞了體制，是頌的「謬體」；後者一味追求典雅，玩弄文采，寫得象賦，是頌的「失質」。
至於魏晉時代駁雜的頌，像陸機的《漢高祖功臣頌》，劉勰認為其內容中讚美和貶斥混雜在一起，實在是「頌」在亂世的「訛體」。劉勰把文學視作一個活生生的動態歷史過程，通過分析不同歷史時期文學創作的狀態，闡述了頌這種文體的基本特點。然而，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每一種文學作品又都不可避免地要與其他文學作品接觸。
劉勰在把文學置於歷史時空中追溯其演變歷程時，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譬如他在《頌讚》篇裡認為，作為一種文體，贊比頌雖然產生得早，且具有自己特有的體制結構，但是，由於實際應用得少，加之其與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所以贊實質上不過只是頌的一個小支派而已。而且，劉勰指出，一種新文體的建構，不僅表現在與其他文體的融合、交匯方面，它甚至就是在舊文體的基礎上產生的。
在《誄碑》篇裡，由分別對誄、碑的形成和發展的描述，劉勰總結道：「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其序則傳，其文則銘」。由此看來，劉勰在連續的歷史發展中，注重比較不同文學在**、體制、內容上的演變情況。
這使他容易發現不同文學作品在其歷史演變過程中的繼承性和相容性。除看到不同文學作品之間的相互吸收和融合發展外，劉勰還看到了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之間的彼此滲透。譬如他在《樂府》篇裡，由對樂府的源流考證，得出樂府是**與詩的合而為一。
總之，劉勰在對文學的產生和演變過程進行描述的同時，分析總結了文學演變過程中的兩種對立力量，即形成了各自獨特的、排他的特性和相互滲透融合。
總之，劉勰認為文學作品一經建構起固定的體制規格，便具有相對的固定性，即使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它也保持著相對的穩定性。這種穩定性的具體體現，就是文學自身特有的在體制和內容兩方面所具有的承傳性。正是這種歷史繼承性，保證了文學發展的統一性和連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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