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大路五點一刻
白居易唐代詩人，字樂天，號香山居士，他在文學上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2樓：蘭臺東觀天一水
唐，樂天，香山居士，新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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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樓：於若蘭
唐，樂天，香山居士，新樂府
文章合為時而著 ，歌詩合為事而作。 的唐代詩人是
4樓：匿名使用者
此句出自新樂府運動倡導者白居易
5樓：施靈毓
唐朝的白居易響亮地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口號.
文章合為時而著。這既是古訓，又是歷代文人富於歷史使命感的一種集中概括。「為時而著」的「時」，即時代之意也。
「為時而著」，對於讀書人而言，它意味著自己對時代的一種關注，對現實社會的一種關切，對改造社會、促進社會進步的一種責任和使命。古往今來，做到「為時而著」的雖不乏其人，但可以肯定地說，更多的是雖有「為時而著」之心，卻未必有真正的「為時而著」之「文」。究其原因，就在於要想真正做到「為時而著」，就必須傾聽時代的足音，呼吸時代的空氣，把握時代的脈搏，讓自己的心合著時代的節奏一起跳動，真正用心去感悟時代、體驗時代，為時代而唱。
此句出自新樂府運動倡導者白居易。
他在《與元九書》中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這裡包含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反映時事，也就是《秦中吟序》所謂「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另一方面是為現實而作，也就是《與元九書》所謂「裨補時闕」。
反映的事情不一定是時事，但目的是為了現實。杜甫一生寫了許多面對現實、諷諭時事的作品，但他沒有提出為時事而作的主張。白居易繼承了漢樂府「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從中唐的社會現實出發，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是對現實主義詩歌理論的一大貢獻。
6樓：菜菜and狐狸
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屬山西]。唐代宗大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在東郭宅降生了。
武宗會昌六年(846年)八月卒於洛陽[屬河南]，享年75歲。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諡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在文學上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寫下了不少感嘆時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對後世頗有影響。
是我國文學史上相當重要的詩人。
一生以44歲被貶江州司馬為界，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後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二十六年（800）29歲時中進士，先後任祕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
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後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於處理。
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疏力主嚴緝**，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還說他母親是看花時掉到井裡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於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做左贊善大夫陪太子讀書，應驅逐出京。於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
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諭詩。
貶官江州給白居易以沉重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後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後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
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鬥；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於是他極力請求外放，穆宗長慶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滿後任蘇州刺史。晚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七十歲致仕。比起前期來，他消極多了，但他畢竟是一個曾經有所作為的、積極為民請命的詩人，此時的一些詩，仍然流露了他憂國憂民之心。他仍然勤於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經疏浚李泌所鑿的六井，解決人民的飲水問題；他在西湖上築了一道長堤，蓄水灌田，並寫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錢塘湖石記》，刻在石上，告訴人們如何蓄水洩水，認為只要「堤防如法，蓄洩及時」， 就不會受旱災之苦了。
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樣，也嗜酒成性。 張文潛在《苕溪魚隱叢話》中說：陶淵明雖然愛好喝酒，但由於家境貧困，不能經常喝美酒，與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魚、耕田的鄉下人，地點也在樹林田野間，而白居易家釀美酒，每次喝酒時必有絲竹伴奏，僮妓侍奉。
與他喝酒的都是社會上的名流，如裴度、劉禹錫等。
他在67歲時，寫了一篇《醉吟先生傳》。這個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傳》中說，有個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貫、官職，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
他的居處有個池塘、竹竿、喬木、臺榭、舟橋等。他愛好喝酒、吟詩、彈琴，與酒徒、詩宇航局、琴侶一起遊樂。事實也是如此，洛陽城內外的寺廟、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遊過。
每當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來家，先拂酒罈，次開詩篋，後捧絲竹。於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詩，一面操琴。旁邊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楊柳枝》，真是不亦樂乎。
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後才停止。白居易有時乘興到野外遊玩，車中放一琴一枕，車兩邊的竹竿懸兩隻酒壺，抱琴引酌，興盡而返。
又據《窮幽記》記載，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請賓客，有時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餘隻空囊，裡面裝有美酒佳餚，隨船而行，要吃喝時，就拉起，吃喝完一隻再拉起一隻，直至吃喝完為止。
方勺《泊宅編》捲上說：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首中，飲酒者八百首。這個數字不算小。
他喝酒時，有時是獨酌。如在蘇州當刺史時，因公務繁忙，用酒來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來解除九天辛勞的。他說：
不要輕視一天的酒醉，這是為消除九天的疲勞。如果沒有九天的疲勞，怎麼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沒有一天的酒醉，怎麼能娛樂的的身心。
他是用酒來進行勞逸結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飲。他在《同李十一醉憶元九》一詩中說；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在《贈元稹》一詩中說：
花下鞍馬遊，雪中杯酒歡。在《與夢得沽酒閒飲且約後期》一詩中說；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同李十一醉憶元九》一詩中說：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白居易逝世時，時年75歲。葬於龍門山。他去世後，唐宣宗寫詩悼念他說：
"綴玉連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於石，立於墓側。傳說洛陽人和四方遊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來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寬的土地上常是溼漉漉的，沒有乾燥的時候.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極可注意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
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諭、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
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諭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
」（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諭，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樑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豔麗詩風。
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裡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
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
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箇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於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程序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
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淒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悽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盪，不能自己。
閒適詩和諷諭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諭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閒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閒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閒適詩在後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閒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閒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後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
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
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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