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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瓦格納法則等對財政支出規模的一般性描述，財政支出規模(或者說，財政支出佔gdp比重)的發展變化的一般趨勢是隨著人均gdp的增長而上升，達到一定水平則相對穩定;同時，由於各國國情的不同，因而不同的國家以及同一個國家的不同發展時期，這一比重的高低也是不同的。我國財政支出佔gdp
比重的發展變化有本身的特殊性。
改革開放後我國財政支出絕對數除1980、1981兩年負增長外，其餘年份都是增長的，而且增長速度不算很慢，財政支出增長率基本上是一條波折上升的曲線，有的年份波折度較大。但財政支出佔gdp比重的執行則是另外一種情形。2023年以前，由於財政支出增長速度慢於gdp增長速度，導致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一路下滑，2023年才停止下滑，2023年開始回升，而且回升速度較快。
因此，改革開放後，我國財政支出佔gdp比重執行的曲線呈現先逐年下滑而後又逐年回升的特徵，這種發展變化的趨勢體現了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徵。
在經濟體制改革前，我國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是比較高的，這是由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決定的。一方面，實行「低工資、高就業」政策，在gdp的初次分配中，個人所佔的比重較小，同時許多個人生活必需品由國家低價乃至無償供給;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的利潤乃至折舊**幾乎全部上繳國家，相應地，它們的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投資乃至更新改造投資都由國家撥付。簡而言之，在改革前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國家扮演了一個總企業家和總家長的角色，這種角色在gdp分配上的體現，便是實行「統收統支」制度，既然要「統」，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就必然較高。
經濟體制改革以後，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經濟改革首先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調動起千千萬萬個微觀經濟主體的積極性，使社會主義經濟充滿勃勃生機，為實現這一目標，實行放權讓利政策顯然是一個必要條件。因此，在改革之初，不可避免地要經歷一個向國有企業放權讓利和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階段。
與此相對應，財政收入增長放慢了，許多專案的支出(特別是預算內基本建設支出)便在財政支出賬上或多或少有所縮小，有的甚至消失了，由此導致財政支出增長彈性和增長邊際傾向的下降，進而導致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出現逐步下滑的趨勢。而且我國列入預算內的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下滑的速度過快，下降的幅度過大，1979—2023年17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1個百分點。
但是，財政支出佔gdp比重的逐年下滑並不符合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我國經濟改革初期之所以逐年下降，是因為改變了計劃經濟時期**包得過多、統得過死的局面，調整**職能和分配格局，激發經濟活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結果。一旦經濟體制邁上市場經濟的執行軌道，隨著經濟改革的逐步到位和gdp的加快增長，上述逐年下滑的趨勢理應逆轉，改革之初財政支出比重下降的趨勢會在某一時點中止，轉而趨於回升。
我國財政支出增長彈性邊際傾向以及由二者決定的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都在2023年停止下降，2023年開始回升，特別是自2023年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以後，回升速度較快。我國目前的財政支出增長彈性和邊際傾向已遠遠超出美國，這是未來我國財政支出佔gdp比重繼續增長的重要因素。
影響財政支出規模的巨集觀因素。
答：為**財政支出的合理規模，必須從分析影響財政支出規模的因素入手。參照前人的規範性分析並結合本國財政支出發展變化的現實情況，尋求本國財政支出的最佳規模。
歸納起來，經常影響財政支出規模的巨集觀因素有經濟性因素、政治性因素和社會性因素三個方面：
(1)經濟性因素。主要指經濟發展的水平、經濟體制以及中長期發展戰略和當前經濟
政策等。關於經濟發展的水平對財政支出規模的影響，如馬斯格雷夫和羅斯托的分析，說明了經濟不同發展階段對財政支出規模以及支出結構變化的影響。經濟發展水平決定財政支出規模的明顯例證，是經濟發達國家高於發展中國家。
總體來說，我國長期內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制仍處於轉軌過程中。從經濟性因素來看，我國在經濟改革之初曾導致財政收入佔gdp比重的下滑，這是財政為經濟改革必須付出的成本和代價。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和經濟穩定的增長，財政收入增長加快了，但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夯實基礎設施等先導產業、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大力發展科學教育，保護生態環境、擴大就業領域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任務，卻十分迫切和十分繁重，而且需要同時並舉。
這就要求在一段時間內仍然需要適度提高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因而財政收入增長的可能性和財政支出規模增長的必要性，將是今後一段時間內財政執行的主要矛盾。
(2)政治性因素。政治性因素對財政支出規模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政局是否穩定;二是政體結構和行政效率;三是**干預政策。
關於政局穩定問題，皮科克與懷斯曼的分析已有所分析，當一國發生戰爭或重大自然災害等突發性事件時，財政支出的規模必然會超常規的擴大，而且事後一般難以降到原來的水平。政體結構和行政效率首先是和一國的政治體制和市場經濟模式有關。一般來說，傾向於集中的單一制國家，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高一些，傾向於分權的聯邦制國家則相對低一些，北歐各國由於**包辦高福利而導致財政支出規模最高;行政效率則涉及**機構的設定問題，若一國的行政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經費開支必然增多，這是確定無疑的。
**的經濟干預政策也是影響財政支出規模的重要因素。顯然，**通過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對經濟活動的干預與通過財政等經濟手段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具有不同的資源再配置效應和收入再分配效應，如通過**管制和**法令進行經濟干預，並未發生**的資源再配置或收入再分配活動，即財政支出規模不變。不同財政手段的干預效應也是不同的。
比如，財政資金的全額投資可以帶動社會的配套資金是無疑的，但如果採取財政貼息、財政補貼和稅收支出等手段投入，則可能以少量的財政資金誘發更多的社會資金投入，並引導社會資金的使用方向，即發揮所謂「四兩撥千斤」的效應。
(3)社會性因素。如人口、就業、醫療衛生、社會救濟、社會保障以及城鎮化等因素，都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財政支出規模。在發展中國家人口基數大、增長快，相應的義務教育、衛生保健、社會保障、失業和貧困救濟、生態環境保護以及城鎮化等支出的增長壓力便大。
比如，我國在尚未實現工業化之前人口的老齡化已經來臨，農村富餘勞動力的增加迫切要求加快城鎮化速度，加快經濟建設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矛盾日益突出，國有企業改革帶來大量職工下崗失業等等，諸如此類的許多社會問題，會對財政支出不斷提出新的需求，構成擴大財政支出規模的重要因素。
近5年財政支出規模與結構的變動狀況
2樓：匿名使用者
新中國成立以來， 中國財政體制一直處於不斷變動中，尤其是改革開放30 年來， 以放權讓利為核心的體制變革使得財政體制的變動更為劇烈。財政收入和支出佔gdp 比重的變化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討論，有人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財力的這種變化已經出現太大的負面影響，應該採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有人則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財力的變化尚屬正常，國家財力下放和集中是對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還有人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家財力就沒有發生明顯變化，所以不存在一些人擔心的問題。
一、改革開放財政收支規模的變化
1978 年，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從此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伴隨市場化改革程序的是**財政收支規模的不斷變化，顯示了在這30年中財政收支規模的變化： 財政收入絕對數除1979 年和1980 年略有下降外都有增加，財政支出絕對數也除了2023年和1981 年略有減少外都以不同速度增長。
與1978 年相比，2007 年的財政收入和支出分別增加了45.76 倍和44.62倍。
從財政收支增長率來看，有的年份增長快，有的年份增長慢，而且在1994 年前後幾年波動較大， 沒有明顯的變化規律。如果與gdp 增長率變化結合起來看，可以發現在2023年以後財政收入和支出增長率基本大於gdp 增長率， 而在1994 年之前是有的年份gdp 增長率大於財政規模變化率，有的年份小於財政規模的變化率。
作為衡量財政規模的另一種更好的指標——財政收支佔gdp 的比重的變化則是另一種情形。改革開放30 年國家財力的變動情況,以改革開放的第17 年（ 1994 年） 為轉折點, 在1994 年以前有下降趨勢, 而在1994 年後又有上升傾向。1978 年以來全國財政預算收入佔gdp 百分比表示的國家財力呈明顯下降趨勢，1978 年為10.
18%， 而在1995 年下降到10.18%的最低點， 在以後幾年又有回升趨勢,2007 年達到了20.80%。
與此相對應的全國財政預算支出佔gdp 百分比在1987 年為30.50%，在1996 年達到最低點11.11%，2023年又回升到20.
09%。
二、我國財政收支規模變化的原因分析
1.對財政收支絕對數增長的解釋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首先得益於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在這30 年中gdp 年均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長，1987 年gdp 為3 642.2 億元，而2007 年是246 619.
0 億元，是改革第一年的67.7 倍。在財源擴大的基礎上，財政收入迅速增加。
其次，**變動也是引起財政收入增加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一方面，隨著**總水平的上升財政收入會同比例地增長，表現為財政收入的虛增；另一方面，我國採用了累進稅制，「 檔次爬升」效應使得財政收入有所增加。此外，分配政策和分配製度也會對財政收入有一定的影響。
財政支出規模變化趨勢方面的研究，以「 瓦格納法則」最為著名，之後，又有皮考克和懷斯曼的梯度漸進增長論和馬斯格雷夫與羅斯托則的經濟發展階段。此外，還有從政治制度角度來分析的，如尼斯坎南的官僚預算最大化模型、普維亞尼的財政幻覺假說和選舉權擴大增長論等。以上各種理論對我國財政支出不斷增長都有一定的解釋力, 但不能解釋全部原因。
2.財政預算收支佔gdp 比重u 型變化的解釋
從1978 年開始，在財政體制方面進行了「 讓利—放權—分權—非對稱性分權」的改革路徑。改革開放之前，國民收入分配實行統收統支體制，根據當時實踐總結出的「 2、3、4」比例關係，財政收入佔gdp 比重普遍較高。在改革開局之年，傳統的國民收入分配體制仍未改變，1978 年財政收入佔gdp 比重高達30.
78%。為改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模式, 我國**加快了市場化的改革步伐， 多次對企業放權讓利， 在處理國家與企業之間的利潤分配關係時向企業傾斜。當時國有企業執行狀況不佳，微觀效益不理想，**逐年加大放權讓利的力度，以激勵企業行為。
這使得財政預算內收入佔gdp 的比重不可避免地呈直線下降的趨勢。同時，為擴大部門財務自主權，把一些本應納入國家預算內管理的財政收入和支出交給各個部門，實行自收自支，形成了大量的預算外管理資金，雖調動了各部門發展經濟和增加收入的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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