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次賦役制度改革的「攤丁入畝」，是當前史學界討論得十分熱烈的一個問題。許多論者認為：「『攤丁入畝」廢除了編審制度，解除了許多世紀以來加在農民身上的一條鎖鏈；政權通過賦役制度實現的人身控制削弱了；數千年的人頭稅至今基本廢除」。
言下之意是說：「推丁入畝」促進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筆者不敢苟同。本文試就幾個根本性的問題談些粗淺的認識。
一、土地兼併是實行「攤丁入畝」的催化劑
「攤丁入畝」是清統治者用以緩和土地兼併的一項政策。早在滿清入關之初，他們的皇室、貴戚和大大小小的官吏就瘋狂地圈佔漢人土地，土地兼併由此一發而不可遏止。後來隨著地主經濟的復甦，他們對土地的兼併更加狂妄之極。
或購買、或奏討、或投獻，手段多種多樣。尤其是在那樣一個商品經濟有了一定發展的時代，土地也被納入商品的範疇進行交易，地權轉移因土地買賣而加速，「千年田八百主」。土地集中已達無可復加的地步。
於是農村裡分化出大批無業光丁。
其次，丁役負擔的嚴重不均。封建國家徵收賦役的原則是以土地和人口為依據的，人口大量流亡勢必引起丁役負擔不均。
最後，人丁逃亡和丁役不均又會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危及到清**的統治。第一，「以田為經，以丁為緯」徵收賦役會影響**收入。因為「丁額無定，丁銀難徵」造成不少的錢糧虧空。
從康熙五十年到雍正四年之間，大多數省份，百年積欠錢糧都達幾十萬至兒百萬。第二，丁役負擔沉重地壓在無地少地的農民身上，造成階級矛盾的尖銳化，當時結成黨類圍攻城府的事件時有發生。
以上的論述說明，「攤丁入畝」的推行最終是由於土地兼併的危害性威脅到清**的統治。有的論者把丁役不均說成是「攤丁入畝」最主要的催化劑，恐怕失之偏頗。
「攤丁入田」以後，地主的利益不象明代以前那樣優厚，土地的負擔大幅度加重。「攤丁入畝」的原則是「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而地主田多丁少，農民田少了多，於是「富戶也困於役，而置產困也。」當然，地主政權的這種作法，並非超脫於他們的階級利益之上，恰恰是為了挽救其臨近滅亡的命運，才如此破釜沉舟的。
二、「攤丁入畝」使人身控制進一步加強
眾多的論者認為「攤丁入畝」，「廢除了編審制度」，「人身控制削弱了」。我們的看法恰恰相反。試想，農民的人身解放怎麼會不通過階級鬥爭的手段而輕易獲得呢？
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事實上，「攤丁入畝」的根本宗旨就在於控制人口流動。「攤丁入畝」作為一項政策，之所以能推行起來，也是以戶籍的穩定為前提的。
中國的農民同土地有著一種天然的聯絡。農民呢？只會固守土地。那些「捨本逐末」的農民完全是在破產和失業的威迫下采取的無可奈何的行動。
其實，一種被強化了的人身控制政策實行起來了。保甲制度在許多方面比以前的禁令嚴格多了：凡天下之人「出注所往，入注所來」，「稽察盜賊、逃人、奸究、竊發事例。
」那麼，「攤丁入畝」後的人身控制之嚴就略見一斑了。
「攤丁入畝」使得農民更牢固地束縛於土地，也就穩定了地主經濟，強化了一家一戶的自然經濟體系，成為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一道障礙。
三、「攤丁入畝」以後的某些情況
「攤丁入畝」以後，社會生產力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其中自然有生產力發展的慣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這時生產力的發展，「僅僅是現有生產力的量的增加」而不是質的飛躍。農業上只是耕地面積和勞動力的增加，這正好說明農村控制了比以前更多的人口。手工業上只是工藝和專業化方面的某些改進。
作為生產力諸因素中較重要的一環——生產工具卻沒較大突破。可見這時生產力的發展是十分有限的。
「攤丁入畝」對土地兼併的抑制，使大量自耕農生存下來，為清朝的統治注入了強心劑。自耕農對封建制度有很大的適應力，對資本主義關係有較大的排斥性。首先，自耕農是封建政權各種賦稅和徭役的主要承擔者，其數量的增長對封建國家政權起了穩固的作用。
正如馬克思說的：「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是捐稅」。在封建社會裡農業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自耕農人口的多少，往往被看作是封設經濟穩定程度的晴雨表。
正因為這樣，歷代地主階級改革者，總是主張用「均田」和「限田」一類辦法來保護自耕農的大量存在。「攤丁入畝」的目的理應是有這層意思的，既然自耕農對封建經濟有很大適應性，那麼就無法與資本主義相併存了。實際上，新的資本主義萌芽所需的條件不能在自耕農中形成。
因為自耕農生產規模狹小，其手工業處於服從地位，社會分工極難發展。其土地只是零星小塊，能成為自己生活的有限條件就不錯了，根本談不上成為剝削他人勞動的手段。
「攤丁入畝」後，農民的賦役負擔大致普遍均衡起來，人為地阻礙了小生產者的分化。而這些被置於相同處境上的農民，其生活是相當痛苦的。
「攤丁入畝」對丁徭的取消助長了人口的增殖。以湖北為例，這以前每年人口的增長數字極小，甚至逐年下降。《黃岡縣誌》第四卷載黃岡縣從康熙十年至五十年期間，平均每年只增一個半丁。
這以後就絕然不同了，人口增長達到前所未有的指標。人口的急增不但不能反映生產力的提高，反而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因為生產資料的增長趕不上人口的增長，就必然造成大多數人口忙於生活消費資料的生產，農產品中的商品部分就必然降低。
當然，「攤丁入畝」作為一項地主階級的改良措施，還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浙江《嘉興府志》評價說：「田畝起丁，田多則丁多，田少則不少，計畝科算，無從欺隱，其利一，民間無包賠之苦，其利二，編審之年，照例造冊，無須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無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從康熙五十年到光緒九年長達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裡，「攤丁入畝」在遇到各種非議和鬥爭之後，還是最終推行於天下，想必於統治階級說來是得利無窮的。
那麼，「攤丁入畝」對資本主義萌芽有利無利不是一目瞭然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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