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安蒂
正確答案如下：
(1)社會條件：
①經濟條件：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受到封建制度的嚴重阻礙，發展緩慢；歐洲資本主義手工工場發展迅速。
②政治條件：中國封建制度逐漸衰落，封建**統治卻空前強化，重農抑商，閉關自守，資產階級力量尚未形成；歐洲早期資產階級革命潮流和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封建性改革並行不悖，殊途同歸，重商主義政策推行，資產階級力量壯大。
③文化條件：中國科舉制度空前窒息科學文化發展，消極作用突出，封建文化仍佔統治地位；歐洲資產階級文化勃興，文藝復興運動推陳出新，人文主義潮流深入人心。
(2)內容：
①中國明清之際的民主思想抨擊君主**，提倡「經世致用」，具有初步的民主色彩，但遠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
②歐洲啟蒙運動全面批判封建**統治和天主教會，併為資本主義社會設計出一套完整的政治方案，並付諸實施。
(3)影響：
①中國明清之際的民主思想對當時封建**統治有一定的衝擊作用，對辛亥革命有一定影響，但無法撼動封建統治的根基。
②歐洲啟蒙運動為法國大革命作了充分的**準備，推動了歐美資產階級革命，並深刻的影響了亞洲民族解放運動。轉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引發社會鉅變。
明清之際的進步思想和歐洲啟蒙思想的異同
2樓：葵花燈與心籠
相同點：①強調人的價值②批判**主義③宣揚理性主義④否定宗教神學。
不同點：①啟蒙運動：為未來的資本主義制度設計了藍圖。
②明清進步思想：未能推動社會的轉型，影響力有限。
與西方啟蒙思想相比，明清之際的進步思想沒有發展成為改造社會的強大思想**。從內容主張上，其不同於西
3樓：曉霧漸漸透
c批判**制度是兩者的共同點。明清之際的進步思想沒有關於未來的設想，也沒有宣傳民主法制和尊重科學知識，這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對社會的不同影響。
概括中西方啟蒙思想家主張的最主要的異同點
4樓：匿名使用者
同：批判君主**制度 不同:中國的啟蒙思想家是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提不出新的社會方案，沒有動搖封建統治的基礎，沒有推動社會的進步和變革；西方的啟蒙思想家是資產階級分子，為建立資產階級「理性王國」，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構想，他們提倡的科學與民主，平等和自由，成為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
這是我歷史作業上的答案···
明末清初的早期啟蒙思想為什麼與西方的啟蒙思想不同
5樓：匿名使用者
在否定或限制君王權力這一點上兩者是有相似之處的，後面的區別主要是由於兩個社會不同的組成。中國長期以來是文人治國，所以會自然而然地想到把從君主手中奪取的權力交給文人，即士大夫治天下，而君主則垂拱而治；西方長期以來是貴族政治，文人多是貴族的附庸，沒有形成有力的階層，因此要奪取貴族或君王的權力必須依靠下層的農民商人和手工業者，由此即引申出了旨在保障下層利益的自由與人權的啟蒙思想。
明清早期民族啟蒙思想與歐洲思想家異同
6樓：匿名使用者
15—17世紀，中國和歐洲相繼進入封建社會晚期。與封建經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相適應，一種新的文化思潮在舊大陸兩端勃興。在歐洲，便是著名的文藝復興運動；在中國，則是明末清初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哲人掀起的進步思潮。
兩者相比較，於同異之間，可以窺見歷史發展的統一性與多樣性。
一、不同的文化傳統和歷史條件孕育出來的兩種文化型別
中國和歐洲的封建社會存在著明顯差異。貴族莊園制經濟、騎士封建制度是中世紀歐洲的主要特徵；而地主小農制經濟、高度強化的**主義君主集權政治，則是中國封建制度的基本格局。然而，無論是中世紀的歐洲還是中世紀的中國，經濟關係與階級關係的本質是近似的，即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佔據主體地位，封建主佔有土地和不完全佔有生產者。
奠基於此的封建意識形態，在東方和西方也存在著共通之處。
第一，歐洲——人本型文化，中國——倫理型文化
文藝復興的大師們在抨擊封建矇昧主義時，高度肯定「人」的價值，認為人是世界的中心。世界以「人」為本，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他們要求最充分地發展人的個性，滿足人的慾望。
從這一思想主流來看，歐洲早期啟蒙文化可稱為「人本型文化」。
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家雖然也肯定「人」的價值，肯定「人慾」的正當性。但是，他們更為重視「人」對社會、對國家的倫理義務，認為只有在這個範疇內，「人」的價值、「人慾」才具有合理性。例如王夫之，他一方面提出「珍生」的主張，但另一方面又強調「行天理於人欲之內，而欲皆從理」⑦。
特別強調「仁」的意義，在他的未來國家藍圖裡，君主「仁天下」，庶民「親親」，充滿了理想的倫理道德的詩意。顧炎武、戴震等尖銳批判程朱理學中特別反動的部分，但又都不約而同地承認仁義是道德的最高範疇。當然，明清之際啟蒙大師們的倫理思想不能與傳統的、腐朽的倫理思想等量齊觀，其中已包含有批評傳統的因素，但從他們對倫理道德的高度重視來看，我們不妨說，中國早期啟蒙文化具有濃烈的「倫理型」色彩，這與歐洲文藝復興重視個人的人文主義文化路線是大相徑庭的。
第二，歐洲——重科學，中國——重政務。
文藝復興的巨大特點是近代自然科學高度發展，造成這種情勢的根本原因是社會生產力的作用，但文藝復興大師們的倡導與實踐，在其中也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文藝復興時代的巨人達·芬奇便熱烈倡導人們把視線轉向對大自然的研究。他不僅以巨大的精力從事藝術創作，以名畫《蒙娜麗莎》、《最後的晚餐》向中世紀神學挑戰，而且以極大的熱情進行浩繁的科學實驗，並在應用科學上作出了大量卓越的發明和創造。
「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弗蘭西斯·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的名言，號召人們衝破封建矇昧主義的迷霧。從近代自然科學在文藝復興中的地位以及文藝復興大師們對自然科學的普遍重視來看，歐洲早期啟蒙文化具有鮮明的近代自然科學色彩。
中國明清之際的啟蒙大師們同樣是那個時代博學多才、具有巨大總結性與創造性的巨人：王夫之將中國古代唯物主義推進到一個燦爛的階段，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學術史，顧炎武「復興漢學」的實踐開後人「漢學」研究之先河。但是，從啟蒙文化的範疇來看，明清之際的啟蒙文化富於強烈的政治性，近代自然科學的色彩相對淡薄。
在啟蒙大師的行列中，儘管也產生了徐光啟這樣近代科學的先驅，但其科學思想在晚明學術界中影響甚微，以他為首的「西學派」只是當時士大夫群中的鳳毛麟角。在王夫之的哲學思想中，儘管也含有關於物質和運動不可分的理論以及關於物質不滅和能量守恆原理的論述，但在其哲學體系中，自然科學仍然只具次要地位。綜觀幾位哲學大師的主要著作與言論，我們不難看到，他們所全力關注的是民族國家的命運與民生的疾苦。
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家中的大多數往往從青年起便「以天下為己任」，論天下之事。在明末清初特殊的歷史條件下，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積極參加抗清活動，表現出與民族共命運的決心。顧炎武更是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觀點。
與此同時，他們莫不對在封建經濟、政治重壓下輾轉呻吟的民眾表示深切同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弊書》中廣泛披露了當時人們所受的深重壓迫，發出「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⑧的呼籲。因此，早期啟蒙思想家們在勾勒自己的理想社會圖景時，無不提出「平均地權」的種種主張。
如黃宗羲提出「平均授田」論，顧炎武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顏元認為「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總之，對民族國家命運的強烈關注，與政治鬥爭的密切聯絡，是中國早期啟蒙文化的重要特點。這與歐洲文藝復興注重自然科學有著明顯的差別。
二、對歐洲與中國的早期啟蒙文化在兩個方面差異的歸結
第一，二者之間的本質性差異就是對「人」的看法上的差異。
將二者之間的本質性差異看做是對「人」的看法上的差異的理由，即在於歐洲是以個體的人作為價值取向的核心，強調人的個性而非群體性，注重個人的價值和意志，倡導個人對自然和社會的思考和探索而形成一種重視科學的精神，這樣就形成了西方的人文主義思想；而中國則注重群體的人而對個體的人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強調人的倫理宗法，重政務而輕科學，這些啟蒙思想的出發點是向君主建議如何對人民進行統治，這樣就形成了濃厚的帶有中國特色的**主義傳統。二者之間之所以表現為兩種不同的型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概括為以下兩點。
其一，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程度不同是造成兩種文化型別的重要原因。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水平顯然超過中國明清之際。義大利的佛羅倫薩在15世紀前後已建立了初期資產階級統治的政權形式——城市共和國，2023年就已擁有銀行70家。
而明清之際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與之相比，則顯得較為嫩弱。從發展空間來看，資本主義因素僅僅侷限於江南一隅；從發展程度來看，商人資本既有投資手工工場、支配生產的一面，但大量的卻是流向土地。農村中經營地主一方面僱工直接經營土地，另一方面卻又保持舊有的剝削方式。
在嚴密、完備的封建結構的制約下，資本主義萌芽只能在縫隙裡掙扎。這就決定了中國早期啟蒙文化的發育不良，缺乏堅實的經濟基礎，其近代色彩不如歐洲文藝復興那麼濃厚，對歷史發展的影響也不及文藝復興。
其二，歐洲和中國早期啟蒙文化之所以表現為兩種不同的型別，還由於東西方文化傳統存在著巨大差異。燦爛的古希臘文化，是西方近代文化的源頭。而希臘文化具有如下鮮明的特色：
首先，個性原則是希臘精神的基本性格，個人都保持他自己的地位，專注於個性的發展。這種民族精神必然推動人們對個人實體價值（包括自然價值和社會價值）的追求。其次，在古希臘文化中，哲學具有重要地位，而古希臘哲學又發端於自然科學，以對自然普遍原理的求索肇始。
這種學術途徑導致希臘思想家在冷靜觀察自然、思考自然的思維活動中，普遍具有追求嚴密的公理化系統的傾向，與此同時也造就了古代希臘哲學與自然科學相互滲透、結為一體的特點，許多著名的哲學家本身也就是自然科學家。如傑出的亞里士多德不僅在哲學上建立了嚴密的形式邏輯體系，而且在自然科學上也頗有建樹，成為負有盛名的物理學家、動物學家、植物學家和天文學家。這種希臘精神元素在歐洲廣泛地播下了種子，歐洲早期啟蒙文化的人本主義傾向以及對自然科學的高度注意，當然是那一時代歷史土壤的產物，但希臘精神元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漠視。
第二，中國文化長河源遠流長，而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學術可謂中國傳統精神文化之母。
先秦諸子學術對後世文化以及民族精神都造成巨大影響。先秦思想主要體現在：首先，重倫理。
孔子是中國封建倫理學說的奠基人，他以「仁」為至德，而把孝悌、忠信等都從屬與仁的總原則之下。孟子又將孔子的道德學說加以條理化，提出「仁義禮智」、「孝悌忠信」等道德條目。儒法兩家學說盡管不同，但全神貫注於道德倫理同樣是法家學說的潛質，如管子提出「禮義廉恥。
國之四維」。總之，由先秦思想家構造起來的倫理學說，其歷史土壤是宗法家長制，而它一經產生，便對中國傳統精神產生巨大影響。其次，重政務。
如果說希臘哲學發端於對自然界的驚異之中，那麼先秦哲學則產生於複雜、激烈的政治鬥爭之中。春秋時代是一個社會大轉變的時代，各派思想家站在各自的立場上，一場空前規模的學術大辯論。正是在這空前活躍的氛圍中，先秦諸子學術得以誕生。
因此，與探索自然奧祕、關注自然科學的希臘哲學不同，先秦學術基本上是政治哲學。而正是在高度重視政治事務、政治方向的先秦學術中，產生了關注民眾力量的民本主義，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便是這一思想的最好闡釋。這一民本傳統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文化思想造成極為強烈的影響。
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思潮是那一時代的精神產品，但啟蒙大師們從中國古代學術中吮吸養料時，先秦學術的重倫理、重政務的傳統精神便在早期啟蒙文化中產生了巨大的作用。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歐洲和中國的早期啟蒙文化作為兩種不同的文化型別，是不同的歷史土壤、各具特色的民族性格和思維方式、大相徑庭的文化傳統的產物。對比中國和歐洲中世紀末期的進步文化思潮，既可以看到人類歷史的一般規律對各個地域、各個民族歷史運動程序的制約作用，又可以發現各個地域、各個民族因其不同的文化傳統、不同的內部和外部條件以及不同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在一般規律的制約下，又各自展示出千姿百態的不同表現，這就是歷史發展的統一性與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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